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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65年初冬,我侥幸来到了人间,就降生在洞庭湖畔离白果树不到一公里远的农家;母亲一共生下我们兄弟5人,只有老二在2岁时因病而不幸夭折;我是家中的老幺,我父亲一直盼着能有个女儿,结果到我母亲在36岁那年生下我以后,觉得无望才收兵禁怀。
那年,我母亲生下我在坐月子期间,正赶上我家老大结婚,所以,我与老大的年龄相差了整整十八岁;像我家这样头尾同胞的年龄差距,在两湖流域的农村还是比较普遍的。
我父亲是典型的土改时期的积极分子,除了能歪歪斜斜地写出自己的名字以外不识半丁;但性情豪爽,乐于助人,特别是嗓音异常的宏亮,用当今音乐界的专业术语来说,属于典型的男高音,只要他放声喊话,真的可以顺风传到十里开外。
那时候,国家掀起了“戏剧下乡”的文化热潮,在县级汉剧团的指导下,每个公社都成立了业余戏班,忙时干活,闲时唱戏;因我父亲有着独特的嗓子,自然就进了公社的戏班,时常饰演“红花脸”,也称“丑角”。
像这样的演出团体,用内蒙语来称谓是“乌兰牧骑”,也就是“红色宣传队”!每逢国家有重大的政治运动或是夏天的“双抢”前夕,宣传队都会自编、自导、自演文艺节目,以作为政治运动的精神宣传或农忙前的总动员!
但凡六、七十年代出生的人,都应该有观看过戏班演出的斑驳记忆;后来,各公社成立了电影放映队,每月按照大队的顺序轮番放映露天电影,我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