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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99年7月，下岗潮的阵痛临近尾声，特大洪灾已是历史，人们沉浸在奔向千禧年的欢喜与憧憬中，然而，在这欣欣向荣的世纪大跨越下，由于法制不健全，大量灰色产业兴起，罪恶随之滋生弥漫。
下午四点多，南方五溪市某化肥厂宿舍楼下，沈天和拿着个破旧手机，目光惊愕地问道：“妈，爸怎么了？你再说一次！！”
电话里，沈母话音中泛着哭腔：“我说你爸被人打了！你弟还在坐牢，家里就你一个男娃，你姐在外地，太远也过不来！”
“妈你别急，到底怎么回事？爸怎么会跟人打起来？”
“还不是因为借了沈琨三万块钱的事儿？”
沈天和眉头紧锁：“上个月不是拿了两千给他吗？又来了？”
对沈琨这个人，沈天和的印象还挺深的。
大约三年前，沈天和父亲沈保国因国企改制下岗，同时沈天和的弟弟也因为过失杀人三年，并且还得给予对方六万的民事赔偿金。
96年那会，五溪市工人月薪不到五百块，六万块钱可不是小数目，沈保国一时间焦头烂额，到处借钱，亲戚借遍了也没能凑齐医药费和赔偿款，万般无奈，最终沈保国在熟人的介绍下，借了沈琨三万的驴打滚。
驴打滚其实就是高利贷，月息三分。当时借钱实属无奈，这三年，为了还钱，沈家是拼了命了。
沈天和母亲身体有不少慢性病，干不了大活儿，就在家门口挂了个裁缝铺子，每天帮人缝补衣服挣点钱。沈保国则是出门没日没夜的帮人盖房子，当小工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