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赵兄了？心里有事，睡不踏实。”
“无妨。李兄方才说‘要是当初也上去’……是指高粱河之战？”赵机试探着问。
“可不是嘛！”李锐似乎找到了倾诉对象，声音压低了些，却带着压抑的情绪，“咱们定州军也是北边精锐，屯驻在此就是为了策应幽州方向。可战事一起，上头严令咱们紧守城池，不得妄动，说是防备辽军从别路偷袭。结果呢？幽州那边败了，咱们连辽狗的毛都没摸到一根，反倒落了个‘畏敌不前’的名声！他娘的，这叫什么事！”
赵机能理解这种情绪。作为军人，渴望战功，更耻于“旁观”友军惨败。他沉吟道：“或许……上官有上官的考量。定州乃河北重镇，若贸然出击，万一有失，辽骑长驱直入，危害更大。”
“道理谁都懂！”李锐闷声道，“可看着同袍血战败退，咱们却在后面干瞪眼，这心里……不是滋味。如今朝廷论罪，那些真刀真枪拼杀过的，倒还可能因为敢战而减责，像我们这般‘未接敌’的，反倒可能被扣上‘迁延观望’的帽子！这趟进京，多半没什么好果子吃。”
赵机暗自点头。李锐的担忧不无道理。战后追责，往往是复杂的政治博弈，并非完全依据战场表现。像定州军这样“未直接参战”的部队，确实可能成为各方推诿责任或寻找平衡的牺牲品。
“李兄也不必过于忧虑。”赵机宽慰道，“朝廷自有法度，功过赏罚，终需核实。定州军保境安民，未使战线崩溃，亦是功劳。或许朝廷此番，意在整饬边防，统一事权，为将来计。”
“将来？”李锐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