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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陈员外何出此言？”赵机问。
“我方才去主考房送卷，瞟见几位老大人正在议论。”陈恪压低声音，“翰林院的徐学士，对那份论‘更戍法’弊端的卷子颇为不满，言其‘藐视祖制，动摇军心’。礼部的孙侍郎虽未明言，但也说‘策论当以稳妥为要，不宜过于激切’。”
赵机心下一沉。果然。
“多谢陈员外提点。”他拱手道，“只是下官以为，策论本为取士，士子能见人所未见、言人所未敢言，正是朝廷所需。若皆四平八稳，与旧策何异？”
陈恪看了他一眼，摇头轻笑：“赵兄年轻气盛，想法自是好的。不过……罢了，你既有吴直学士作倚仗，或也无妨。”言罢转身走开，话中深意却让赵机默然。
他当然明白陈恪的意思。在官场，有时候“对”不如“稳”，真知灼见不如合乎上意。自己可以坚持原则，是因为背后有吴元载这棵大树。但吴元载的庇护能到几时？若因荐卷之事，与翰林院、礼部的大佬们生出嫌隙，值得吗？
短暂犹豫后，赵机还是决定坚持。这不仅关乎原则，更因为他从这些优秀策论中，看到了某种可能——这些年轻士子，或许是未来推行温和变革可以争取、可以培养的力量。若连他们都因言获咎，被科举体系排斥，那变革的希望何在？
下午阅卷时，赵机更加仔细。他发现一个有趣现象：来自北地，尤其是河北、河东籍的举子，其策论往往更务实、更具操作性，对边防细节的了解也远超南方士子。而江南、蜀中的举子，则更擅长宏观论述与制度设计，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