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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认识，对阮元冷笑道：“正是因为天理不能以具体的形象出现，不执着于具体的规矩，而是真正的无所不容，无论千变万化，皆出于天理一源，它才是天理！你非要用可行可见之事来代替天理，只会让人死板教条，抱着固定的规矩不放，却忘了天理本不是拘泥之理！再说了，你们口口声声说要用可行可见的规矩，来代替不可见闻的天理，那你等又做了什么？就以解释经典而言，你们认为，论理之说虚无缥缈，所以需要用切实可见的训诂是吗？既然如此，那你们汉学之人，为何讲论经典之言，同样存在那么多差别？同样是治《易经》，惠栋有惠栋的解释，焦循有焦循的解释，焦循之后，这还有不少人想着重注《周易》，这说明了什么？这说明惠栋焦循之流，哪怕有了训诂作为标准，依然无用！既然你所谓明确可见的办法，还是不能得到一个共识，那你又有何资格，来强说天理的不是！”
“治学之道，我阮元看来，在于‘博学而算’四个字。的确，在很多儒学问题之上，即便全从训诂，也一样会因为一字多义，而产生认识差别。但这并非没有破解之法，那便是博学！读书多了，认识的事情多了，自然会在歧义之中寻找到最合适的那种解释，这便是博学而算，乃是基于真才实学的抉择。宋学之人，多有空言天理，束书不读，言语外似高妙，实则全无根基之辈，这样的人，言语就算看起来再怎么精妙高明，究其本质，依然是不学无术。这‘学’与‘不学’，又怎可一概而言？”阮元自然毫不示弱，向方东树反问道。
“哼，你们天天说宋学之人不学无术，那你等汉学之人，有了
